‍近年，国家对职业资格管理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但在职业资格管理上的陈旧理念没有正真获得根本性的改变。由于无处不在的持证上岗要求，异化了青年人的就业心态。“考证文化”也加重了青年人就业压力盲目考证，资源错配，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本文作者觉得，人才是市场机制激发出来的，不是管制出来的。僵化的考核机制结合不受制约的管制权力，最终会对社会生产力形成束缚。政府应大力清理职业资格管理，尽可能多把人才评判、管理、发展机制让渡给专业服务机构，让渡给行业自治，让渡给市场。

  一位建筑行业的企业家告诉我，他每年都为年审所需的职业资格证头疼。对于一家建筑类企业主要人员包括：注册执业人员、技术职称人员（含技术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4类。他们所涉及证书有注册证书、技术职称、岗位证书、技术工人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其中建造师，一级建造师由国家住建部发证；二级建造师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证。还要有“七大员”及配套证书——施工员、材料员、资料员、机械员、劳务员、标准员、质检员的资质，发证单位是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在技术工人的职业技能方面，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管理的14项特种作业操作证，几乎涉及施工的每一个细节。“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在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中只占1项，细分出来却有14个——建筑电工、建筑架子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塔式起重机）、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施工升降机）、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物料提升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塔式起重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建筑焊工（电焊、气焊、切割）、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测工（塔式起重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测工（施工升降机）、桩机操作工、建筑混凝土泵操作工、建筑施工现场内机动车司机。

  企业在初创阶段要获得资质，这些职业资格就是创业的门槛。发展过程中，企业定期年审，不仅需要保持相应的持证员工，这些员工的证件也要按规定年审过关，缺一不可。

  政府对大量的普通职业都有如此严格、繁琐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管理，给公司能够带来沉重的负担，严苛的职业资格管理还反过来提高了就业门槛，障碍了正常就业。

  我国于1994年开始建立的职业资格制度，由政府部门设置，由政府部门所属的机构具体组织实施，直接面向劳动者鉴定、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按照性质可分为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两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归为8个大类、划分为1838个细类（职业），从党政负责人到泥瓦匠（砌筑工）以及最新高科技岗位，涵盖全社会每一个职业行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其管辖之下。

  国家过于严苛的职业资格管制，以及蔓延的管制模式没有边界，除了国家明文规定的项目外，在大项下可以随意派生子项。比如水平评价类的，就会分成低中高级别，在大级别里还可以套二级分类。在管制项目下派生出不同级别的资质，会随着行政权力的层级蔓延，形成省级、市级、县级政府部门分食蛋糕的局面。如果不受节制，职业管制权力可以无限蔓延，还可能滋生腐败。

  先有职业，然后才会有职业要求，任何来自第三方的职业资格管理都是滞后的。不仅如此，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产业升级，职业要求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所以，任何试图对职业能力设置进入障碍的管理，都可能会阻碍这样一个职业的发展。

  此次《职业分类大典》新增数字化的经济的新职位“工业机器人操作运维人员”（GBM63107）。就是个新生事物。科技含量较高的、技术更新较快的职业规范，一般都是由设备供应商制定，并提供培训。

  产业的发展规律，是在技术创新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下形成产业规范，形成职业规范。由于技术发展是无止境且不可预测的，对于职业技术的任何成文性、限制性规范都是过时的，都是难于与现实需求匹配的。准入性职业规范一定会障碍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由于无处不在的持证上岗，异化了青年人的就业心态，“考证文化”已经在大学生群体里蔓延，不管有没有用，考个什么证傍身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当前青年人就业压力很大，进一步加大了青年人的考证需求。青年人盲目考证，资源错配，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从标准制定到培训、考核，职业资格管理的成本巨大，最终由求职者承担，成为青年人、就业者的重大负担。

  职业资格管理的出发点，是为保证生产质量和生产安全负责。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惯例中，生产责任向来都是由生产企业承担，根本无需政府挺身而出。

  从计划经济发展而来的职业管理职能，在社会经济每个方面过度充当了教练员和裁判者角色。这种“无微不至”的管理模式，成为企业负担和人才发展障碍，也增加了就业者负担。落后的管理机制，结合不受制约的管理权力，最终会对社会生产力形成反噬。

  近年，国家对职业资格管理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自2013年至2017年，国务院分7批审议通过取消的国务院部门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434项（约占70%），其中专业方面技术人员职业资格154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280项。大大降低了社会就业创业门槛，减轻了各类人才和企业的负担。

  经过瘦身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目前仍有72大项，而在其大项下可细分的小项仍然名目繁多，蔓延至省级、市级、县级的各项职业资格证书不计其数，难以统计。在职业资格管理上的陈旧理念没有正真获得根本性的改变。

  当前的这个目录中不乏很多落后于现实的职业资格管理。第28项“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是个准入类的项目。正规的、尤其是体制内的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职业，机构自身具有及其严格的资格要求，国家的准入机制纯属多余。而当下自媒体蒸蒸日上，那些所谓的专业能力早就不被看重，流量大咖、网红们靠的是个人魅力和创作才能。

  比如第23项“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这也是一项准入类的项目。母婴保健服务是高度市场化、个性化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可以由企业、客户共同考核，终究是通过客户的选择和用不同级别的报酬来评定其职业资格和能力水平。客户不会在意你该不会是持证上岗。

  目录还有一些荒唐的职业资格管理。技能类中的第13项准入类职业资格——家畜繁殖员。严苛的就业管制仍然大行其道，最明显的就是近年新生的网约车司机的双证——网约车司机驾驶证、网约汽车运输证。

  人才是市场机制激发出来的，不是管制出来的。政府应该大力清理职业资格管理，把人才管理、发展机制让给企业，让给行业协会，让给市场。

  正如国务院文件所言，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推动创业、创新的重要举措。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局出发，进一步转变职能、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加大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清理力度，不断降低人才负担和制度成本，持续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促进就业创业。